数字人权的形态变异意味着数字形态难以为社会道德奠基，反而破坏了应有人权到法定人权，再到实有人权的转化关系，以及人性与天性、理性与德性之间的平衡。
[2]就报名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而言，法学文凭和非法学文凭没有什么区别——只要是本科文凭就有资格参加司法考试。2007年的一起民事诉讼表明：大量法学文凭从来没有纳入教育部的统计范围。
为了陈述的方便，我们不妨把中国大学的学生分为A、B两类。B类学生的存在提示三个事实：（1）学位证书的发放总量一定大大超过毕业证书。相反，如果经验常识表明：涉世愈浅，知识面愈窄，对合同、侵权、婚姻、继承、刑事犯罪、欺诈、诉讼和公司控制权争夺的理解和领悟愈透彻，那么，法学第一学位就应当是本科学位。六、结论和建议我国法学教育的弊端源于过度管制和过度放任这两种表面对立而实际互为因果的极端倾向，例如：招生的配额管制和过度招生并存，按法学二级学科分设的招生许可和营利性的学位项目并存，细致入微的办学审批和处于空白的标准化信息披露并存，等等。[25] 在2001年发表的那篇文章，我对专业的含义、专业分类的弊端有更为细致的分析和批判。
在需要学位的官员、商人等现职人员中，许多人不愿、不屑或者不便参加入学考试，也不愿放弃职位而成为全日制学生。反映法学教育规模的统计指标有三：其一，法学本科、专科和研究生在校人数。第二种是未有任何下位法规定，司法者单纯基于基本权保护义务来限制契约自由的情形。
公序良俗的表述在20世纪80年代的民事立法中，并未被我国当时的立法者所接受。因此，可以说基于公益限制法律行为效力的情形，理论上应均归于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及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而基于基本权保护限制法律行为效力的情形，在基本权保护成文化于法律与行政法规的情形，也被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及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所涵盖。[41]实务中有采此种处理方式的案件，参见邓某与重庆某某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上诉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渝一中法民终字第2153号民事判决书。[58]苏永钦即认为，宪法基本权对私法的效力与公序良俗本身是两条不同的管道，前者注重宪法价值对民法价值的统合，后者则注重从社会角度对民法价值予以调试。
[16]同上书，第161页以下。法规命令（Rechtsverordnung）是我国台湾行政法学界对德国的授权行政立法的翻译。
视两项基本权合比例实现的需要，可以有一部无效、向后无效、相对无效、一方无效、效力未定、可终止等方式。[32]水污染和空气污染也许并未直接造成特定人的基本权受损，但为了实现公益，法律仍然作出了禁止的强制性规定。关于基本权的阐释回归本土、回归社会的论述，参见苏永钦：《部门宪法——宪法释义学的新路径》，载苏永钦编：《部门宪法》，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页以下。同时，对于以往学说一向关注的公益实现型强制性规定，本文建议的分析方法也能通过论证义务的设定与论证顺序的控制，避免挂一漏万的恣意思考。
[46]可是此处的强制性规定本就旨在实现无关基本权的单纯公益，并非为了保护法律行为自由背后的基本权而解决基本权冲突的问题。乙从甲公司离职三年后，在北京从事同样的家教活动，甲公司遂起诉乙请求违约赔偿，乙则主张此合同违反劳动合同法第24条第2款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前款规定的人员到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竞业限制期限，不得超过二年的规定而无效。民国民法虽在体例上承德国法分置两条，但在条文上却在原本只该规定良俗悖反的条文中，将公序良俗并称，开两岸公序良俗论之滥觞。[44]如从体系解释的角度，一旦认定在非民法领域，过往基于公益的某项管制规范已不合今日基本权保护的体制，那么此管制规范本在非民法领域已无正当性，自然更没有进入民法领域影响私法自治的可能。
姚明斌则更进一步，区分基于规范的内部要点（规制对象是合同行为、主体资质或履行行为）及基于个案的外部要点（无效的必要性与妥当性），并进行综合判断。[47]不确定法律概念与裁量基准之区分有其意义。
两个原则几乎在所有合同中都能通过检验，所以最需要在个案中予以精致化考虑的，便是狭义比例原则。合同法第315条规定：托运人或者收货人不支付运费、保管费以及其他运输费用的，承运人对相应的运输货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32]如水污染防治法第33条规定：禁止向水体排放油类、酸液、碱液或者剧毒废液。2.良俗回归基本权保护将社会公共利益或公序良俗回归到善良风俗，从我国现行法的体系解释和基本权保护角度而言，也多有印证。[39]（3）效果选择首先，从效果上区分效力性规定和管理性规定，若使法律行为无效无益于受保护的基本权实现，则该规范在此个案中为管理性规定，否则则为效力性规定。黄立：《民法总则》，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33页以下。而自由权则不同，因其实现通常不需要国家提供积极给付，比如某省人大在地方性法规中规定地方性的典型合同，或规定地方性的隐私权，都是通过下位法规范实现基本权的保护。[53]当然，理论上并不排除确有在同一层面兼具两种性质的具体管制法规范。
（二）规范分类一如上文所及，法律行为阻却生效的问题，从宪法上来看无非是真正的基本权冲突与狭义的基于公益的基本权限制两类型。前引[1]，苏永钦书，第21页以下。
关于公序良俗的讨论参见李岩：《公序良俗原则的司法乱象与本相——兼论公序良俗原则适用的类型化》，《法学》2015年第11期，第54页以下。法院认为，首先，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规定未约定经济补偿金的竞业限制条款应当按无效处理，故不应认定该条款无效。
本案中，原审原告将5吨氢氧化钠交与原审被告进行公路运输不损害国家利益，其安全危险性亦不足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29]参见苏永钦：《从动态法规范体系的角度看公私法的调和——以民法的转介条款和宪法的整合机制为中心》，载氏著《寻找新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5页以下。
依基本权理论，基本权的限制可以分为真正的基本权冲突与基于公益的基本权限制两类，从而限制法律行为的强制性规定与公序良俗也可分为基本权保护型和公益实现型两类规范。跨法域释义学 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体系向来是民法学上的难题。[3]对于积极生效要件和阻却生效要件的区分，学说纷呈，或称为效力阻却事由（陈自强），或称为阻却生效要件（苏永钦），或称为有效障碍事由（德国学者莱嫩）。有关强制性规定与公序良俗的论述甚众，借助裁判而类型化者有之，引入外国学理而体系化者亦有之，[9]但对法官而言，这些努力仍然没有提供足够明晰的操作方法。
2.效果选择（1）论证义务首先，无论是否有基本权保护型下位法，司法者都有义务论证个案中对法律行为自由的限制是为其他基本权保护的需要，不得简单地归之为公益。如果司法者没有审视各位阶基本权保护型规范，则其径以公序良俗进行裁判也存在瑕疵。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日本还是我国台湾甚至是德国民法，都没有像我国法一样，将影响法律行为效力的强制性规定的位阶限定于法律与行政法规（或德国法意义上的法规命令），[28]原则上只要不是针对特定人的规范，即使是一般行政处分都可能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就必要性原则而言，此处应考虑，将货运合同归于无效这一手段对达成公益保护这一目的是否有其必要性。
比如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的禁止性规范。[57]参见张学英依与其同居人所立遗嘱诉遗嘱人之妻蒋伦芳给付受遗赠的财产案，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泸民一中字第621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周佑勇：《裁量基准的技术构造》，《中外法学》2014年第5期，第1142页以下。严格来说，此处并非不存在强制性规定，而只是下位法授权与解释的构造相对复杂而已。参见前引[1]，苏永钦文，第24页以下。如果司法者无法将限制法律行为自由的理由回归到对其他基本权的保护，则司法者认定法律行为无效的论证就是不充分的。
（二）良俗规范的操作方法1.类型区分（1）基本权保护型下位法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外，下位法立法作为国家行为的一部分，也是国家对人民提供的给付，因此为给付时自然也不免负担基本权保护义务。[25]与此相对，后者则是狭义的基本权的公益限制，这种限制本质上是基于公益对基本权的干预（Eingriffe）和侵害（Beeintr?chtigungen）。
因此，事实上一般也只有无释义学体系、以案例为法源的英美法因为需要以事实比事实、以法律观点比法律观点，方法论上才较为适合采取此种类型化方法。那么行政法的具体规范是否可能兼有两种类型的性质？理论上当然有此可能，某具体规范是为保护他人基本权，亦为实现公益。
[12]参见刘得宽：《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页以下。另外，视两项基本权合比例实现的需要，也应同样存在一部无效、向后无效、相对无效、一方无效、效力未定、可终止等各种柔化无效效果的可能，不应以任何人皆可主张的绝对无效为原则，此不赘论。
